请问红四方面军陈昌浩生平情况?
2006-08-07 14:06:37l***
请问红四方面军陈昌浩生平情况?：中国共产党委屈了陈昌浩，
他的前期工作
1931年12月，即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次月，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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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反第四次大“围剿”失利，他亲率前卫部队，指挥许世友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抢占北山垭口，使全军得以脱离险境，从漫川关胜利突围。在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之际，陈昌浩充分显示了他把握战机、敢打恶仗的韬略和勇气。吝于颂人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
（国民党的）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 在随后进军川北的征途中，他与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亲率一个特务营突破川军的第二路防线。陈明义将军（当时的总部参谋）回忆道：“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鹿砦、摔手榴弹，好像位置放的不合适；但从当时红军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
”当我看到陈昌浩、王树声等人滚岩下山的场景时，不由得想起三国破蜀名将邓艾。红四方面军能由鄂豫皖苏区撤退时的万余人又发展到八万多人的主力部队，主帅的这种英雄气质当是不可抹煞的因素吧西路军的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
）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已）过（黄）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正视历史，事实是，西路军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而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
它的赫赫功勋应当永垂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 西路军孤军独进苦寒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长征两年、三过草地、两越雪山，拖着机关、医院和伤病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近半的负累而没有根据地回旋的部队，面对的是出于“保存地盘”的顽固意志又得地形、天候、民风诸便，且有蒋介石明里暗里支援的骠悍的马家骑兵部队……撇开这些客观条件不谈，着重看看陈昌浩究竟接受的是谁的指挥，从战略上执行的是谁的“路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古城会师。由于陕甘宁苏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总人口仅40余万而二、四方面军就有近5万人，难以容纳这么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西渡黄河，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以接通苏联。
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是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宗南部）敌，后打宁夏。”因后续部队止步待命，结果只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人渡过黄河。
这便是后来奉命组成的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在河西创造根据地、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80年代徐向前回忆道：“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
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正因为不清楚中央的战略意图已变，其间陈徐几次致电催促后续部队配合，陈昌浩还在中央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时，因有追随张国焘南下犯过错误的思想包袱而举人自代。 随后，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尽管渡河后半个月里，西路军无日不战，歼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沉重打击；但敌我伤亡相当，特别是经过古浪血战后西路军减员至15000余人却得不到补充，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徐向前对停止西进的新计划大不以为然，与陈昌浩发生了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事实上，据滕代远回忆，共产国际已将90辆坦克与90门大炮运到新疆只等红军去取。
但军令如山，陈昌浩还是坚持执行中央停止西进的命令。许多年后才知道，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也就是说，西路军停在永凉一带的牺牲和消耗，是为了策应全局而充当“疑兵”。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大转移“作战新计划”，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命令西路军将基本任务“放在打通远方上面。”可是，此时局势发生新变化，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进逼西安。军委主席团于24日夜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
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西路军又奉命西进。瀚海阑干百丈冰，衣衫褴的红军将士们冒着堕指裂肤的酷寒，忍饥挨饿踏着戈壁滩连夜再度往西进发。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调集重兵威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年1月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16日军委不仅没有同意陈、徐关于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补充西路军的请求，且下令西路军东返，因为“目前关键在西安”。作为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就这样受命忽西忽东，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高台失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三千余人壮烈牺牲。
西路军总部突围进驻倪家营子，马家军倾巢来犯，双方在此展开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这时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 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
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
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徐、陈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
3月2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增援西路军，并于3月5日出动四个军并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率领出发。三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待命。 我撤出倪家营子后，敌军紧咬不放。我退至祁连山且战且撤。至此，西路军经4个月的苦战，连伤员在内已不满三千。
3月12日徐陈报告中央军委：“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号，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月13日又致电中央，作最后吁求：“（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
（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诚）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
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毛泽东随即复电：“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2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徐陈：“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指示他们或率现存三个团人员向外蒙冲去，或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
14日西路军军部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决定分兵突围，各求生路。西路军8位军政委员最后联名给中央和军委发电，再次表示“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战线……” 这就是西路军失败的悲壮历程，二万作红军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战史。对于这些，中央和毛主席当然是十分清楚的。
既然如此，为何要给侥幸活着归来的陈昌浩加上不实不堪的罪名呢？ 一方面，这是当时国共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3月2日中央就若取得国民党顾祝同部谅解、在“不影响和平大局”前提下成立援西军之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商量时所言：“西路军若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影响什么呢？有损于红军的威名，伤及中共在国共谈判与合作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指挥不当导致失败的罪责。作为西路军的第一号人物，陈昌浩当这“替罪羊”可以说“义不容辞”。 另一方面，这也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要。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由陈昌浩承担了政治责任，西路军和四方面军别的指战员，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程世才这些西路军军政委员，在军内党内的任用和发展，并没有受多大影响。而陈昌浩因此牺牲个人的政治名誉和政治前途，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的另一种奉献吧？时至今日，廓清了政治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陈昌浩若泉下有知，当可开颜一笑了。
陈昌浩回到延安及其以后的事迹： 1939年党中央安排他携子搭乘接送周恩来治伤的专机到苏联治胃病，次年出疗养院后，多次申请一直未获国内批准回国，直到1952年才获允返京。“牧羊”苏联期间，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战后主编《俄华辞典》。
他偕妻、子回国时，刘少奇等人曾到北京火车站表示欢迎。尔后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至“文革”爆发，他在劫难逃；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中，他的老部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撤职，他和徐向前元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陈再道的黑后台”……终以61岁的年龄而含恨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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